五台山繁峙佛教文化研究:中庄寨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建寺考
五台山旅游网4月5日消息 现立于繁峙中庄寨村宝藏禅寺的《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刻于明万历十年(1582),是研究宝藏禅寺发展历史乃至五台山山南繁峙本土历史文化的重要石刻资料。本文收录在《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碑文的基础上,略作探讨。
中庄寨村隶属于繁峙东山乡管辖,距繁峙县城东30公里,鼎盛时期,有3000多人,冯姓自明代开始便是这里的大户,是著名“南林北冯”北方代州冯氏的后裔。代州冯氏在明清时期五百年中,共培养出“进士十八,举人五十四,贡生七十余,秀才不知凡几”。走出“翰林者九,内阁者六,六部者十一,都察者五,道政大理光禄者又不知凡几……若外官,则将军一,督抚二,巡抚一,布政四,按察五,盐运三,道台十三,知府同知各十四,治中知州同判、州同州判各二十,知县三十八,经历教授学正都、教谕训导更不知凡几……”。代州雁门冯氏以其灿烂的冯氏文化成为明清时期全国最有名望的两大文化世家之一。
宝藏禅寺位于繁峙中庄寨村南,据传始建于唐朝,清朝和民国年间为繁峙十二大寺之一。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七十年代时期大部分建筑被毁坏。1989 年重新修建后,其建筑规模有所扩大。
为研究中庄寨宝藏寺提供了珍贵的真实性材料。
《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刻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现立于寺内正殿前。碑高160厘米,宽74厘米,正面刻文“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碑阴刻布施者姓名。由雁门郡庠生李中正撰文并书写,不仅记载了中庄寨宝藏禅寺的历史沿革、建筑规模,而且还记载了当时明神宗(1572~1620在位)敕命维修时的情况及其规模等等,
明代《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立石人是:“钦差提督山西五台山兼管番汉一代寺宇都纲志龙,敕建大显通寺钦依中方丈住持福宝,兼显通寺住持显臻,管事志良、志爱、福澄”,还有时任繁峙僧会司最高僧官净官。由此可知,大吉祥宝藏禅寺是五台山显通寺的下院,由皇上依准的显通寺方丈住持福宝管理。
显通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公元75年),历史久远,世称“中国第二古寺”。相传白马寺建成以后,两位天竺高僧迩叶摩腾、竺法兰从洛阳便来到五台山,建起了这座寺院,取名大孚灵鹭寺。北魏时扩建,称花园寺;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重建,易名大华严寺;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在位)时期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明成祖朱棣1407年赐名“大吉祥显通寺”。
成化十七年(1481),明宪宗亲自任命原显通寺住持定旺为五台山僧录司左觉义(从八品)最高僧官一职。还亲自选任宝藏禅寺方丈澄福,依准为显通寺方丈,住五檩方丈一所,可见朝廷对宝藏禅寺方丈澄福的特殊礼遇。同时命他“纠领繁峙县食粮僧十九名”。我国从唐朝便有“敕封食粮僧道”的历史传统。不仅如此,1582年由明神宗赐名“大吉祥宝藏禅寺”,敕命重修并颁赐金烛、宝香、供器、銮舆等。
那么宝藏禅寺是因为什么受到明神宗皇帝的优渥恩宠呢?
碑阴刻文中皇帝敕造的寺院还有敕建寿宁寺,位于宝藏禅寺东八里繁峙南峪口村,始建于北齐。敕建普济寺,位于今繁峙岩头乡大东沟村东,明《清凉山志》记载:“普济寺,大黄尖南麓,唐建”。除此之外,碑记中还有五台山山内山外十四个寺院的住持姓名。可见宝藏禅寺在五台山近二百个寺院中的重要地位。
天下名山,五台称首,台山名寺, 显通最灵,而宝藏寺者,台山奠南,沱水绕北,又显通寺之一脉也”
《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开篇介绍了宝藏寺的位置和显通寺的重要关系:“。接着又介绍了古时寺院的建筑规模:“援稽其始,创建于古者,正面佛殿,前圆觉阁,后千佛殿,左列伽蓝,右设祖师,钟鼓楼、 山门、方丈、两厢僧舍”。
撰文中没有明确说明寺院的创建年代,据本村村民介绍说该寺始建于唐代,因古时候繁峙柏谷冶场大量冶炼银矿,制成白银元宝。然后在此集结,运往代州、忻州、太原方向,故名宝藏寺,确实是这样吗?
发现宝藏禅寺得名由来应与一千年前的《开宝藏》有一定关系。
笔者通过查证史料,
一、《开宝藏》缘起
《开宝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雕刻刷印本的《大藏经》,又叫“刻本大藏经”。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为祈福国运昌隆,决定开雕《大藏经》。开宝四年(971)朝廷命张从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告成,分布全国各大名山古刹迎请保存。因始刻于开宝年间,后世遂称《开宝藏》。
《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是宋版精品之一。《开宝藏》全藏久已无传,现存残卷皆硬黄纸印,卷轴装,每卷中行字不一。残卷存世亦寥寥无几,至足珍贵,实乃国宝。近代佛学家蒋唯心认定了《赵城金藏》所反映的正是《开宝藏》的全貌。据传陕西青莲寺、太原崇善寺等处曾有《开宝藏》零帙。
二、《开宝藏》流布
首刻《天宝藏》印本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奝然传入日本。
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校订本,曾于乾兴元年(1022)传入契丹和高丽。
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曾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由于新译佛经的不断增加,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
一个寺院应该拥有一套《大藏经》,渐渐成为许多佛教界的共识。地方寺院也会倾尽全力置办一套《大藏经》作为镇寺之宝,也有一些居士护法主动为寺院捐赠《大藏经》。
《开宝藏》是官方主持刻印和印刷的版本,但受此影响和刺激,以及受到寺院产生对《大藏经》的巨大需求的推动,此后两宋时期民间也开始刻印《大藏经》,先后有《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等版本。而且除了《大藏经》,单本佛经的刻印也很流行。
三、《开宝藏》迎请
众所周知,繁峙是北宋一百余年抗击辽、金的主战场,《宋史·地理志》载:代州下属雁门、崞县、五台、繁峙四县,关隘十五个。繁峙就占了八个,分别是繁畤口、茹越口、大石口、义兴冶(寨)、宝兴军、瓶(平)型关、梅回口、麻(马)峪寨。而马峪寨位于十五个关隘之中,东西各七寨,可见当时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
五百个坟丘
另据《宋史·杨业传》载,北宋雍熙三年(986)年,杨业与契丹军战于陈家谷,因援军不济、马伤不行被契丹兵所擒,其子八郎延玉亦没殉国。明朝山西提学副使陈棐于1556年来代州督学时,途经繁峙马峪寨杨七郎墓,他看到有。“道经杨延兴坟川,曲隐闾约有五百人余(墓丘)”。因此历史上形成了繁峙北面边关的将士守土用命,血流成河,南面寺院启建无遮大法会,水陆佛事,超度阵亡官兵、平民,希望他们死后进入理想佛国世界。
《天宝藏》刻本代表北宋代刻版印刷最高水平
寺院方丈将佛典视为三宝中的“法宝”代表,始终热衷于对佛典的收集、抄写、刊刻、流通和保护。
寺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四大支柱。寺院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藏书,与中国佛教一向重视文化教育有关。
实际上,有关宋代宝藏禅寺藏经的收藏情况,历史文献中很少有记录。但从仅有的碑文中,也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碑文中提到正殿前建有二层圆觉阁。在繁峙的佛寺中很少出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那么,圆觉阁又与哪部佛教经典有关呢?
淳熙十年二月(1183年),宋孝宗用自己的禅学思想亲自撰写了《圆觉经解》,令人“刊行于世”。从此《圆觉经》在宋代丛林和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佛教徒开悟印证的重要经典依据,修禅学佛的基本教材。
在佛教经典中,《 圆觉经 》被列为大乘修多罗经,后又被收入华严部。五代时期永明延寿禅师主张以圣言为定量,以至教为指南。《圆觉经》的流行体现了宋代佛教内部重视经典学习、回归经教的呼声。这种时代风气使 《 圆觉经 》从汗牛充栋的佛教典籍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新时代佛教经典的代表。
由此可知,有着重视经藏传统的宝藏禅寺不仅会收藏御注《圆觉经》以供僧人平时学习弘法,而且还特别修建了“圆觉阁”供奉华严三圣和十二位圆觉菩萨。左右对称分列六个菩萨像: 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慧菩萨、净业障菩萨、观音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善首菩萨。
《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碑阴刻文中还有“大同府左卫圆觉寺僧园秀”的记载。繁峙之东北122公里处的浑源县有圆觉寺塔,全称为圆觉寺释迦舍利砖塔,创建于金代正隆三年(1158年),明朝成化年间(公元 1465 — 1487 年)重新修缮。反映了五台山周围民间信仰中从唐至宋对菩萨的崇拜超过对佛祖的崇拜的佛教中国化特色。《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也成为研究宋元时期圆觉经在繁峙弘扬传播的有力佐证材料。
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司法机构直接向皇帝报告。
笔者整理《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碑阴刻文时发现,负责重修正殿的是一位北宋杨家将后代:“代堡村镇抚官杨愈男杨大有、杨大成”。明代南北镇抚司是属锦衣卫管辖,从四品官职,专门镇压贪官污吏。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见在锦衣卫的机构里,不是看谁的官职大,而是看谁掌管着“北镇抚司”,能掌管“北镇抚司”的人,才是整个锦衣卫的实际领导人。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统领官称千户、百户、总旗、小旗。
其子名愈,为知印,克成大家,名震繁代
通过查证资料印证,杨愈是北宋老令公杨业的第二十四代孙。杨大有、杨大成是他的儿子。杨业第十三代孙诏讨使杨希从繁峙马峪村迁到代堡村,始葬于代堡杨家坟并立祖。代堡村位于中庄寨宝藏禅寺南16华里处。据刻于1562年《处士杨公墓铭》记载:繁峙处士杨季和“”。意思是说北宋名将老令公杨业之后人,杨季和之子杨愈是北方镇抚司的主持用印,事无巨细,大权在握,名震乡里。
这些政界军界显赫人物的出现见证了明代宝藏禅寺的儒佛道融合的辉煌历史。也从侧面反映了宝藏禅寺在五台山佛教界的尊崇地位
由于有杨愈的影响力带领护法,碑记中还记载了时任代州振武卫指挥官(正三品)周焕、周松等13人。振武卫都司(正四名)周沂和两个儿子重修了千佛殿。。
明朝崇祯皇帝称赞为法门之栋梁,天子之钳锤,佛祖之标榜。
笔者注意到,《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刻于1582年中秋,正是憨山德清大师在五台山修行弘教的八年时间相吻合,据《憨山大师自传》记载:“予二十八岁春正月,往游五台”,时间是1573年正月,在北台顶看到繁峙憨山奇秀,默取为号,并以诗明志:“遮莫从人去,聊将此息机”。既表达了憨山大师超凡成圣的志向,也坚定了要在五台山了却一段大事因缘的修道决心。1583年正月,憨山大师飘然离开五台山。“予三十八岁春正月,水斋毕。然以台山虚声,谓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带徒弟德宗为侍者,隐居山东崂山,自号憨山。为的是让世人忘了还曾有个澄印(憨山大师仰慕唐朝清凉国师澄观,故字澄印)。后来憨山大师以谪戍之身中兴曹溪,安抚广州。被
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皇太后李娘娘令内官范江和李友重建五台山的标志大白塔,憨山大师恐怕内官初遣于外,不能完成任务,有伤法门。“时予力为之调护,始终无恙”。此时憨山大师居显通寺,尽力帮助调停,经过两年才圆满了这件事情。
1581年在显通寺办为国祈储大法会九十昼夜,请各地名僧五百人,此时宝藏禅寺的方丈住持僧众不仅应该参加,而且负责协助筹粮钱款。
1582年春,憨山大师在显通寺开讲《华严悬谈》,“百日之内,常住洎十方云集缁素,每日不下万众”。上万人的讲经法会,作为下院的宝藏禅师方丈住持没有理由不参加,出钱出力协助讲经法会圆满举行。
也即在这一年(1582)八月,内宫王才人诞皇储泰昌(即后来的明光宗),十月之期,灼然不爽,朝野上下都认为是因为五台山文殊保佑,佛祖应化而生。因此宝藏禅寺得到明神宗赐名“大吉祥宝藏禅寺”。
从《憨山大师自传》可知,憨山大师在台山八年苦行成道,多数时间居显通寺,但也有两次出山记录,一次是三十一岁(1573年)冬到代州找胡公解决奸商砍伐台山林木的事情,胡公随即下令禁止乱砍树木,并留憨山大师次年春天才从雁门归山。其间经过地处台山北门交通要道的中庄寨村下院宝藏寺歇脚,为本寺僧众传法布道,小住几日,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另一次出山是三十五岁(1580年)为解决五台山清丈钱粮,每年额粮500石一事,“于是力宛转设法、具白当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憨山大师应台山耆老请求,不免又是一番几次出山与代州、繁峙当地官府交涉。其间顺道在五台山显通寺的下院繁峙中庄寨宝藏禅寺、南峪口堡寿宁寺、三会村洪福寺等临济禅宗寺院弘护正教,启导民智,亦是佛门正事。可见憨山大师不仅在山内法席兴隆,在山外也是随缘教化,泽被十方。
事实证明,憨山在五台山山南繁峙的弘法活动卓有成效,他作的著名《醒世歌》通俗易懂、哲理深厚,不仅被当地民众广为传诵,而且对繁峙文化有引领作用。繁峙儒、释、道三教合一可考的有大营镇固伏村三教院,杨庄村三教寺,平型关乡三教寺,此外还有砂河镇西冶口三圣寺,高升寨乡东庄村三圣寺等。都是这明代三教合一思想传播深入人心的明证。
中庄寨村宝藏禅寺是五台山山南繁峙境内为数不多的敕建寺院之一,不仅规模宏大,高僧辈出,而且经过历代重修,寺院保存比较完好,文物遗存很多,具有很高研究价值。
其一、寺名不仅与佛教大乘经藏有关,而且是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雕刻刷印本的国宝级大藏经《开宝藏》有关。
其二、时任大明锦衣卫镇抚官杨令公后人杨愈负责维修正殿,不仅证明宝藏寺方丈与繁峙大堡村杨家将后人来往紧密、经常互动,也侧面反映了宋明儒释融合现象。
其三、《敕建大吉祥宝藏禅寺重修碑记》中关于“圆觉阁”的记载,也成为研究宋元时期圆觉经在繁峙弘扬传播的有力佐证材料。因为圆觉阁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拆毁,因此碑记资料更显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东院观音殿现存明代60平方米壁画,其中北壁用30平方米绘菩萨像及六尊胁侍菩萨像,从骑乘和手执法器,为文殊、观音、普贤三大士。观音化现慈航道人形象,跏趺座姿,身着半袖红衣,面带微笑,留二尺长白色胡须,面容慈祥,胳膊粗状,手捧钵状法器,指甲特别夸张(明代难道有美甲生意不成?)因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受到民间供奉。这幅珍贵壁画反映了明代繁峙盛行菩萨崇拜的现状和佛、道、儒融合发展,佛教信仰趋向生活化、世俗化的时代特征。
编辑: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