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佛教在隋唐文明中扮演什么角色?
陕西大雁塔(图片来源：资料图)
隋唐时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杜希德等将其描述为“世界主义”的文明，气贺泽保规称之为“绚烂的世界帝国”。在其醇厚博大、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下，我们看到佛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论是充当精神的家园，还是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佛教都在隋唐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首都长安到帝国边陲，从历史舞台的中央到沦落社会边缘的人群，几乎都可以接受佛光的照耀。通过几个历史断片，我们或可窥见佛教对于隋唐文明的意义。
大雁塔：佛教中心象征
桓娑被翻译为“雁”进入中土佛教的话语系统，佛塔作为保存佛陀舍利的神圣空间，被冠以“雁塔”的名称。这一名称所植根的是佛教最基本的信仰和思想传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芒
经历千年风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曾经俯瞰着长安这座历史上的伟大都市。它是佛教在亚洲兴起与传播这一世界脉络的重要地标。某种意义上，它的建立是中土长安崛起成为新的世界佛教中心的象征。从这里出发，佛教横渡东海，将佛光洒在日本列岛上。它的宗教、思想、文化意涵以及在整个人类文明起伏演进中的意义，清晰地刻画在历史记忆里。
大雁塔的得名，目前最为大众称道的是，《大唐西域记》 所记玄奘在印度所闻僧人埋雁造塔的传说。然而，玄奘本人并没有把这个塔叫做雁塔。翻检初、盛唐诗文及佛教文献、官方文书等各类史料，这座佛塔主要的名字叫做“慈恩(寺)塔”“慈恩寺浮图(屠)”“慈恩寺西院浮屠”。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屠》诗等，都如此称呼此塔。“雁塔”实际上是一种对佛塔的一般描述性文字。比如，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所撰《梓州元武县福会寺碑》云：“瞻雁塔而欢心”敦煌写本中称，法门寺真身舍利塔“神光分皎皎，雁塔起巍巍”。
称佛塔为“雁塔”，根本原因在于“雁(梵文音译为桓娑)”和佛教的密切关系。在印度哲学和文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桓娑代表着个体的灵魂或者精神。在佛教中，多数指佛陀本身或者佛陀舍利，桓娑的飞翔象征着跳脱六道轮回。在犍陀罗艺术中，桓娑常常出现。很多时候，都出现在跟佛陀舍利供养有关的器物上，如舍利容器、佛塔等，显示它跟跳脱六道轮回、涅槃等主题有关。
沿着丝绸之路回到犍陀罗，我们能找到大雁塔的思想和信仰的根源。一方面，不论是佛教雕塑，还是壁画，我们都能看到桓娑成行飞行的形象另一方面，桓娑被翻译为“雁”进入中土佛教的话语系统，佛塔作为保存佛陀舍利的神圣空间，被冠以“雁塔”的名称。这一名称所植根的是佛教最基本的信仰和思想传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芒。
七宝：统治神圣化标志
武则天登基为帝时，加的尊号是“金轮圣神皇帝”。金轮如天子的九鼎一样，是统治神圣性的标志。九鼎与天命相连，七宝与转轮王的身份相连。这个头衔，显然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佛教在中土的兴起与传播，不只是宗教信仰的传入与传出，而且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佛教为世俗统治者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性、合法化的新理论，在中古时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武则天登基为帝时，加的尊号是“金轮圣神皇帝”。根据史料记载，她在朝堂上设置佛教七宝，包括金轮、白象等，每当重要朝会时就摆出来。为什么武则天会有这么奇怪的头衔，《新唐书》 认为这似乎与阴阳五行有关，唐土德，而武氏革命，自以为金德王。实际上，用中土政治观念来度量，金轮如天子的九鼎一样，是统治神圣性的标志。九鼎与天命相连，七宝与转轮王的身份相连，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传统。这个头衔，显然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武则天并非特例。从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很多君主都自称或者被称作转轮王。比如，释明槩描述李唐的建立为“方应驾七宝而飞行，导千轮而轻举”，试图把唐朝皇帝描述为转轮王。
作为转轮王标志的七宝，在同一时期或者更早的时期，在印度、中亚、东南亚、中国的西北乃至安阳、长安等核心区域，都有图像留存。例如，在关中、邺城、敦煌等地，曾发现表现佛教转轮王的造像、浮雕和旗幡。目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北魏造弥勒石像，其背面中间最大一块浮雕，表现的是一个飞翔的转轮王，由七宝导引。在中文典籍中，转轮王也往往被翻译为“飞行皇帝”，这块浮雕恰如其分地契合了这样一个意涵。这些痕迹说明，当时作为佛教主要君主论述的转轮王思想，具有广阔的地域和文化影响力。
寺院：社会的发动机
中唐之前的都市佛教，本身就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同时，佛教还促进了雕塑、绘画、金银器制造、抄经乃至印刷等行业的繁荣。此外，也为艺术插上想象的翅膀，为艺术发展提供资金等保障。
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既是精神家园，也是文化汇聚之地。这一时期佛寺众多，佛教信仰占据主导地位，著名的佛寺如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青龙寺和西明寺等，在当时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寺院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构成了隋唐时期生活、风气与精神的重要部分，并对世俗空间产生深刻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发挥着社会慈善事业枢纽、图书与知识交汇中心、交通网络等功能。制糖术、植物栽培、椅子等发明以及卫生习惯的改良等，都跟佛教寺院有关。可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佛教寺院充当了社会发动机的部分角色。这个发动机，不但提供精神家园和思想产品，而且承担了很多非宗教的功能。
佛教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佛教跟商业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密切。丝绸之路上的僧人和商队结伴同行，除了彼此提供物质、安全和精神慰藉外，佛教网络本身也给商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尤其是中唐之前的都市佛教，本身就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同时，佛教还促进了雕塑、绘画、金银器制造、抄经乃至印刷等行业的繁荣。此外，也为艺术插上想象的翅膀，为艺术发展提供资金等保障佛教寺院更是为不少艺术家提供了挥洒才华的空间。
在佛教的影响下，长安这些大城市某种程度上说是非常素食的城市。糖和蜜，对佛教僧侣的修行和日常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糖为佛教徒所必需，而寺院又满足了制糖的一切条件，所以制糖术和酿蜜等跟佛教寺院紧密连在一起。唐宣宗时期的长安大总持寺以梨花蜜出名，甚至贡献给皇室食用，“寺中常贡梨华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蜡房所取者”。所谓梨华蜜，顾名思义当与梨花有关。刘禹锡有诗云：“何处深春好，春深兰若家。当香收柏叶，养蜜近梨花。”可见，寺院种植梨树、养殖蜜蜂，在唐代并不稀见。在植物栽培上，寺院也很有成就。有些寺院以牡丹栽培著称，西明寺则以种植一种白色美味的茄子闻名。
佛教寺院在城市的大量出现，实际上是在官、民和公、私之间制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进来，很多故事也在此发生。同时，众生平等的原则和慈悲为怀的理念，让佛光也照耀到社会的边缘。比如，佛教寺院给应试的举子、选调的官员、求利的商人等，可以暂时提供精神和现实的庇佑。姚崇做到宰相，还没有自己的住宅，就住在长安罔极寺里。落第的举子，也可寓居寺院。隋唐时期大寺院，尤其是长安和洛阳的寺院，饮食不但不遮客僧，也允许俗人来吃饭。韦昭度、刘瞻等人年轻穷困时，都曾到寺院随僧就斋。
从隋唐时期的例子来看，佛教寺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让佛教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借此深入人心。(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客座副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速记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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