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交流的基地五台山

唐代诗人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谓：“北方之人锐以武，振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道者宗清凉山。”《大唐润川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亦谓：“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于丘门也。”这些记载反映了五台山的深广影响，其声誉之所被，远及海内海外。五台山与外国佛教发生直接交流关系始自于唐初，主要国家有古印度(包括师子国)、朝鲜和日本。

首先到五台山巡礼圣迹的是新罗僧人。唐贞观十二年(638)，新罗僧慈藏率弟子僧实等10余人入华求法，首先参拜了五台山圣迹，于文殊大圣像前祈祷冥感，梦像摩顶授梵偈，并得异僧所给之袈裟、舍利等。继此之后，至五台山巡礼的朝鲜僧人有：朗智(与元晓同时)“尝乘云往中国之清凉山，随众听讲，俄顷而还”(《三国遗事》)崇济，于唐贞观间(627—649)入唐受业于善导三藏，然后入五台山，感文殊菩萨现身授五戒(《三国遗事》)慧超，于唐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带着参译的经本赴五台山，住乾元菩提寺，至五月五日开始动笔记述译经中的秘闻佚事，同时写了《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竟让，于光化二年(899)入唐求法，先至谷山谒道缘和尚，问石霜宗旨，历游江南河北，然后巡礼五台。此外，登州赤山新罗法华院僧圣林亦曾至五台山巡礼高丽僧慧月于元代间本拟巡礼五台，途经大都云居山，辄止，并化缘修补石经。智泉、慧勤等也都游参过五台山。

印度和师子国僧人前来五台山巡礼的亦有不少。唐乾封二年(667)，师子国僧释迦密多罗至五台山，由高宗敕使翻译陪同仪凤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两次朝台，事已见前开元年间(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台，瞻礼圣迹贞元十年(794)，为佛典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北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巡礼五台贞元十二年(796)，西域乌荼国王与僧人纯陀等朝礼五台，其中，纯陀受不空三藏的委托，监造金阁寺宋代，佛经翻译家天息灾、法天、施护朝礼五台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罗悉利带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礼台，北印度高僧苏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台，住此达17年之久，后寂于灵鹫寺，谱写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页。明代，先后有印僧释迦也失、具生吉祥和尼泊尔僧室利沙朝礼五台，其中前者住于显通寺。清咸丰年间(1851—1861)，五台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礼圣取经，学习佛法大意，后返五台，于五顶各造石室，潜心静修，在五台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

与五台山关系密切的还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灵仙三藏。他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台山，七年后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五台山巡礼五十天，曾向志远法师求法，并带回经籍三十四部。返日后，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惠萼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会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礼台，将日本橘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镜奁和锈文袈裟等送来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咸通三年(862)，他第三次来礼台，并请得一尊木雕观音像，返国途中，至普陀山，船为风浪所阻，遂将观音像安置普陀山供养，时人称为“不肯去观音”，普陀山由此发展成为佛教名山。宋代入台的日本僧人有奝然、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奝然归国后曾奏请天皇把爱岩山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后来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了一座清凉寺。成寻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

 

五台山，作为东方佛教圣地交流的基地，是国际佛教文化它自尊自得，热情好客，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景慕。近年来，五台山接待了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的佛教代表团、进香团、朝圣团、拜山团等佛教团体一千五百余人。五台山佛教的对外友好往来，促进了国际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五台山佛教圣地必将为新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中外文化交流史谱写更为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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